迈克尔·霍利（Michael Hawley）

这是一篇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采访，采访对象为IoT先驱人物迈克尔·霍利。

Droid Works（机器人工场）在Lucasfilm（卢卡斯影业公司）旗下承担着把电影制作过程数字化这一意义重大的任务。作为其中的数字音频程序员，迈克尔·霍利（Michael Hawley）参与了SoundDroid（音响机器人）的软件开发，这款软件可以看作一个装在盒子里的全数字化音响工作室，它可以对声音进行储存、录制、编辑和混合，当然也可以即时回放声音。

霍利现年24岁。他成长于纽约市郊区的新普罗维登斯，并在那里熟悉了计算机和编程。在整个高中和大学的时间里，他都在附近莫雷山的贝尔实验室里打工。在贝尔实验室培育着计算机方面的兴趣时，他同时也在耶鲁大学进行着音乐和钢琴的正规学习，并在1983年获得了音乐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毕业后不久，他作为贝尔实验室的访问研究员去了巴黎的IRCAM（音乐与音响协调研究所）。

在巴黎，他开发了计算机音乐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原型，同时又在IRCAM的音乐会系列中参加了一首为双钢琴和电子音乐所作的奏鸣曲的首场世界公演。离开IRCAM后，霍利来到美国西海岸，并加入了加利福尼亚马林县的Droid Works。在我进入Droid Works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时，我看到灯光、摄影器材和音响器材的工作人员四处穿梭的身影。这首先就告诉我，Droid Works更多是属于电影娱乐行业而非传统的软件和计算机行业。

迈克乐·霍利带我走进了他和另一位程序员共同使用的办公室。他头发浅褐色，乱蓬蓬的，蓄着黑胡须，身着自行车赛服，戴金边蓝色太阳镜。在属于霍利的这一半房间里，他把合成器、放大器和音箱放在他的计算机终端和键盘旁边。就在这个有点拥挤和杂乱的房间里，霍利谈了他的工作和热情，谈了作曲，也谈了关于处理和编辑音乐、声轨和电影的程序的创作。在访谈中有好几次，霍利转到键盘上，播放一小段他作曲的音乐，或者展示一下他开发的软件是如何用来处理声音、创作音乐的。我得出结论，他的使命就是掌握计算机和软件的工具，从而将其应用到音乐、艺术和其他媒体上。他以一种热情洋溢、清晰而又欢快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作为程序员兼音乐家的故事。

霍利： 我知道你刚从西雅图飞过来。我最近刚在西北进行了一次美妙的旅行。在温哥华有一个国际计算机音乐会议。

采访者： 是的，我读到过这件事。不过我没去。

霍利： 也许你去了Digicon？不，那是一周以前。计算机会议有很多。嗯，下面就是一个故事，我保证，和编程有关。

在这儿的图形部门工作的戴维·沙利森（David Salisen）会开小飞机，所以我们认为开小飞机飞到温哥华去是个不错的主意。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的女儿玛格丽特也在这里，所以她、马克·利瑟（Mark Leather）、戴维和我钻进飞机就起飞了。对了，马克·利瑟也是图形部门的，是硬件工程师。飞行真是棒极了。我们绕着沙斯塔山（和下文的火山口湖、圣海伦火山、奥林匹亚半岛都是美国西北部的著名景点）山顶转了一圈，飞过火山口湖正上方，从圣海伦火山口的蒸汽中嗡嗡穿行。坐自己的小飞机，你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所以我们冲到了奥林匹亚半岛，在那里做了三天的背包客。然后飞往温哥华。马克和玛格丽特无法参加会议，所以我们在西雅图放下了他们，只有我和戴维去了温哥华。会议有点拖拉。计算机音乐的会议可能有点闷，但与会人员都很有意思，有些论文很有趣，三文鱼寿司也棒极了。就在会议之后，一个买了我的MusicDroid（音乐机器人）T恤衫的女士建议，既然我们有一架飞机，我们应该去一下温哥华岛的西岸，那里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温泉。那可能是整个旅行中最漂亮的飞行了。我从来不知道温哥华岛上有这么多山。这些山如锯齿一般，层峦叠嶂，看起来有点像洛伦·卡朋特（Loren Carpenter，计算机图形学专家，Pixar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因以分形算法在计算机上高效绘制山脉而闻名）的分形山。

我们在一个叫托菲诺（Tofino）的小镇附近把飞机降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小跑道上。从那里，我们乘出租车来到镇中心。那是一个如画般美丽的海岸边上的渔村，渔船在港口里摇啊晃啊，一座座山直插入海，一团团云雾在半山围绕。在托菲诺，我们定了一架水上飞机去温泉。他们把我们三个加一个小印第安家庭塞进一架德哈维兰海狸式飞机。我们刚飞上去之后就开始降落了，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了飞机。印第安人在更远的地方有块保留地，所以他们还要继续往前飞。

我们沿着破损的栈道在浓密的海岸雨林中步行了约两英里。看起来就像是《夺宝奇兵》中的开幕场景，苔藓从空中垂下，阳光在其间穿过。最后，我们到达了温泉，那儿真是非常漂亮。热水翻滚着涌出地面，流淌约两百码后进入大海。一路上，水流会经过一个10英尺高的瀑布。如果你站在下面的话，就可以很舒适地淋一个热水浴。从那里开始，水流会经过岩石间一连串的小水池，每个都能正好容下三四个人。岩石表面覆盖着软软滑滑的苔藓。每一个水池都比前一个要冷一些，所以你可以找到任何温度的水池，从跟海水一样冷直至热到你受不了。在这一区域的最下边，你可以坐在水池里，让热水冲击你的背部，就像在按摩浴缸里一样。隔一会儿，就有一个大浪涌入，让你冻得直发抖，然后，越来越多的热水会流下来，让你重新暖和起来。我们搭起帐篷，吃了晚饭。我带了一瓶清酒，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水里温了一下，然后就坐在那里，喝着清酒，仰望星空。四下无人，一切真是完美极了。第二天，我们走出去，然后飞了回来。

采访者： 这跟计算机和编程有什么关系？

霍利： 重点不仅仅是去参加计算机音乐会议和吸收技术，你怎么去的，可能同样有趣、同样重要。在机会来临时，你不应当浪费。编程也是如此。一路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石头。在你开发程序时，新的入口、新的道路会不经意地开启。工作站和个人计算机就有点像小飞机：如果你驶往正确的方向（并且运气不错），有很多发现就在那里等着你。

采访者： 你在卢卡斯影业做什么？

霍利： 你对卢卡斯影业及其计算机分部了解多少？要不要我来给你介绍一番？

**采访者：**好的。

霍利： 好吧，且听我讲来。在1979年前后，乔治·卢卡斯招标寻找能把电影制作中最有趣的部分计算机化的人。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纽约理工学院的几个人——埃德·卡特穆尔（Ed Catmull）、阿尔维·史密斯（Alvy Ray Smith）等。然后他们就打包搬到了马林县，卢卡斯影业的计算机研究分部就此开张。卡特穆尔确定了三个主要的应用领域。一个是图形和图像处理，也称作图像研究；另一个是音频；第三个你可以叫做电影制作人的“字处理”。在电影业务里，人们需要一个“字处理程序”来切割图片，因为用刀片来切割胶片再粘贴到一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像在老式的打字机上一遍遍地打字，每次改动文字后还要重打一遍一样。

图形部门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做计算机图像的基础研究，并且他们在这方面相当自由。只有少数几次，他们需要做产品。比如，他们创作了电影《星际迷航》（_Star Trek）_第二部里的起源镜头，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系列里的一些片断，去年还做了一部漂亮的计算机制作的动画短片。最近，他们为斯皮尔伯格的一部电影《年轻的福尔摩斯》制作了奇异的镜头画面。图形部里还有一组人是做激光扫描和彩色胶片印制的。他们使用三种颜色的激光——红、绿、蓝——来对彩色胶片进行读写，分辨率非常高。这有点像常见的激光打印——你可以打开或者关闭那些小像素——不过，这儿使用的是彩色，而且可以读也可以写。激光就是Pixar使用的输入输出装置。概念是这样的，比如你想要让莱娅公主在穆尔森林里骑赛车狂奔，你拍下莱娅公主坐在蓝色幕布前的图片，拍下穆尔森林的照片，然后把它们全用激光扫描进去。一旦你有了数据，你就可以使用Pixar把图像组合到一起。因为这是一个数字化的过程，组合过程天衣无缝，不像在光学过程里那样会有那种丑陋的幕布线（matte line）。而且这个过程非常快。

图形部门造了一台非常有意思的机器，叫做Pixar图像计算机。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因为这个部门已经独立出来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字就叫Pixar。Pixar是一台很特别的专门处理数字图像的计算机。这个机器的架构来自于图像组合的非常漂亮的算法，所以它非常高效、非常优美。我想，是卢卡斯这么说的：“Pixar不仅是我们图片组合的利器，也是其他所有人想用来进入这个圈子的工具。”对于医疗影像，对于地震数据建模，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应用，它都有着极为巨大的潜力。几乎任何可以放在屏幕上的图形数据，你都可以用这台机器处理得让人目眩神迷。图形部门一直专注在研究上，他们的总体目标一直是把最丰富的计算机影像带到电影制作中去。计算机制作的结果必须足够丰富，可以混合进有自然物像的同一场景中。

采访者： 卢卡斯影业的音频部门如何呢？

霍利： 我在音频部门里，我们的章程也很一般化——把任何电影制作过程中跟声音有关的一切东西计算机化。结果看来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电影制作的后期生产阶段，两到三个人就能完成图片的编辑工作了，但处理所有的声音需要一大群人。前景和背景加在一起，声音非常之多。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如果某个声音缺少的话，人们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一卷卷的磁带会搬到混音师那儿去，给他们最好的原料用于混合：对话，音乐，像飞船噪音、激光爆破之类的特殊效果，甚至还有一条达斯·维达（《星球大战》里的黑勋爵，著名的反派人物）沉重呼吸声的特殊音轨。每个原料都有不同的版本和表现效果。这是件非凡的工作。需要跟踪非常多的信息。

安迪·摩尔（Andy Moorer）过来领导我们部门。他是计算机音乐和数字音频方面的先驱者，有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学位。他以前在巴黎的IRCAM工作。IRCAM即皮埃尔·布勒（Pierre Boulez）创办的音乐与音响协调研究所，那是一家声学和新音乐的研究机构。安迪创办了这个部门，并且开始建造一台叫ASP（音频信号处理器）的计算机。Pixar能对图形做什么，ASP就能对音频做类似的事情。一旦声音转变成了数字，你就可以随意做出各种奇妙的效果。比如，你可以把一个庞大的多轨好莱坞混音台的功能——平衡器、音量控制以及各种特效产生器——全部塞到这台机器的一个程序里。使用ASP，平衡器之类的东西不再是硬件的组件，它们只是这台机器里某段嗡嗡响的微代码。它们可以做任何你要它们做的事情。我们在一个称作SoundDroid的系统中使用ASP。那是一个音频人士使用的字处理系统。你看着屏幕上代表不同音轨的图像，可以通过在触摸屏上点击来剪贴声音。你不需要等待倒片，也不需要等待对磁带进行剪切复制。可以很自由地把声音洒在各个地方，而不需要直接操作胶片。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于创作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像字处理影响了人们的写作过程一样。

第三个部门造的机器叫做EditDroid（编辑机器人）。这个机器背后的构想是做图像剪辑的字处理。胶片的内容会转录到视频媒介上，比如光碟或磁带，然后计算机可以对其中每一帧进行随机读写。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你只需要对实际的胶片剪切一次。使用EditDroid时，可以自由地切割并拼接胶片中的内容，实验和摆弄各种组合，然后按下一个按钮来立即预览你组装的结果。在你达到好的效果之后，再按下一个按钮，EditDroid就会输出一张清单，告诉你该在何处切割实际的胶片。

这样，Pixar、SoundDroid和EditDroid就是计算机分部的三个最明确的“产品”。

采访者： 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些东西中来的？

霍利： 在我解释之前，我应当说说卢卡斯影业的现状和将来。乔治·卢卡斯打算将注意力集中在电影制作上。他是个电影制作人，而非计算机科学家，他也不打算分散他的资金，特别是现在。因为现在他把大量的金钱投在了天行者牧场（卢克斯影业的制作基地）的建设上。天行者牧场将是一块制作电影的乐园。它极其壮观和美丽，像古堡一般规模宏大，隐藏在马林县北部的树林中。它即将成为电影制作者的天堂。

建造这个牧场是项费用浩大的工程。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卢卡斯影业近来没有大制作，这也是一个原因。卢卡斯影业看起来满足于把计算机部门分离出去形成新的公司。图形部将成为Pixar，并且将销售Pixar处理机和其他的高质量图形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公司，名字叫做The Droid Works（机器人工场），销售EditDroid、SoundDroid以及用于电影制作的其他计算机工具。所以计算机分部正在一点点地剥离出去，从研究阶段走向开发阶段，把系统放到真正的电影制作人手中。在此过程中人们似乎都有点晕乎乎的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状况。

我是怎么进来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出生在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里，不到一岁就搬到了新泽西，很早就对计算机技术入迷了。从我家往山上走，就是莫雷山的贝尔实验室。

采访者： 那里就是你长大的地方？

霍利： 是的，我在纽约郊区的一个小地方新普罗维登斯长大，那里没有电影院，没有酒吧。但是，贝尔实验室就在山上，并且我在十五六岁刚能拿到工作许可时，就在那里的语言学部门里找到了一份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我无师自通地学起了计算机——里面有些挺不错的研究项目。有一个研究员造了一台数字合成器，摆弄起来特别有意思。

从高中到大学，贝尔实验室的很多人都认识了我，他们会跟我说：“嘿，过来，干嘛不试试这个？”然后我就会照他们说的去做。断断续续地有好几年，我在一个认知心理学部门里工作，对于通信问题，尤其是人机通信的问题，做了些很有趣的基础研究。心理学家对计算机特别感到兴奋，因为它就像一个大镜头，你可以拿它来放大检查人们的思维中有些什么。

采访者： 计算机是怎么帮助心理学家检查人们的思维的？

霍利： 当你把计算机放到一个通信过程中去之后，信息就不得不通过这个狭窄的渠道，你可以用计算机对信息以全新的方式进行计数、处理和观察。计算机约束了用户，并且强迫设计师深入思考人们究竟想怎样对待一个应用，以及任务该如何最好地展现出来。它们帮助我们专注在通信问题上，强迫我们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领会到心理问题的边界。作为一种新的实验工具，计算机非常受重视。新的发现需要新的工具。

在高中和我的贝尔实验室经历之后，我去了耶鲁，修了音乐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弹钢琴上，那有时候比摆弄计算机更有趣。不过，跟计算机科学相比，靠钢琴谋生可是非常痛苦的……

采访者： 有很多人既搞音乐又搞计算机。你在两者之间看到什么相似之处吗？

**霍利：**那是当然。总的来说，我认为把计算机和艺术媒介放到一起，会让人对艺术和技术都感到耳目一新。整个耶鲁期间，包括暑假，我继续待在贝尔实验室里。毕业后，我花150美元买了辆1966年的福特旅行车，一直开到了阿拉斯加，在那里划独木舟玩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回来，又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巴里·维科（Barry Vercoe，计算机科学家和作曲家，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之一）在麻省理工的实验音乐工作室里待了一个月。它现在是那里的艺术和传媒技术中心的一部分。然后我去了巴黎的IRCAM。

采访者： 你在IRCAM做了些什么？

霍利： 我在那里弹了最最糟糕的钢琴曲。实际上，我是作为贝尔实验室的访问研究员去IRCAM的，目的是开发计算机音乐应用的用户界面原型。那是1983年秋天，人们刚开始在现实世界里使用位图图形显示器。在那之前，图形显示器只在研究机构里使用，比如施乐PARC。所以我在去巴黎的飞机上带了一台很大的贝尔实验室位图图形显示终端。我到了那儿，我也认为我带了所有的许可证明。至少，我准备好了IRCAM告诉我需要带的所有证明文件，但海关不这么认为。我想从门里穿出去，并且声明：“我没什么要申报的，我没有。”但他们抓住了我。这只是一连串审讯和罚款的开始。结果是，他们没收了我的终端。由于法国一贯的官僚程序，约5周后我才拿了回来。我在巴黎的时间从一开始就烧掉了三分之一。

我发现自己有5周的时间无事可做。我把时间花在了学习IRCAM的计算机研究的进展上，并且专心研究了有关法语、法国食物和法国葡萄酒的知识。

采访者： 在无事可做时，巴黎可不是个坏地方。

霍利： 是的！我也没法拒绝在钢琴音乐会中演奏的邀请。一个疯狂的罗马尼亚钢琴师有天晚上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嘿，想在音乐会里演出吗？”这个音乐会是在十一月我的生日当天，报酬也很有吸引力。除此之外，我在那时没法编程序，因为终端还在海关那里。音乐会的举办地点是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的演出大厅，是一首全新巨作的首次公演，作曲家也会飞过来。听起来很不错，所以我说：“当然，我的天啊！”

采访者： 你演奏了什么？

霍利： 那是一首为双钢琴加电子音乐带所作的奏鸣曲，一件庞大而稀奇的作品，有大概3万个相当随机的音符，会常常从两架漂亮的汉堡产D型音乐会大钢琴（斯坦威钢琴的最大三角钢琴型号，为世界各地音乐厅所常用）上以刺耳的方式飞出来。

我们出演了音乐会。我相信在公众的眼里这场音乐会失败了，但对我而言这是场狂欢。半数的观众离场，其他很多人在喝倒彩。我的一小群IRCAM的朋友也在那里，大声喝彩，还给我献了花。这场演奏有一个小时长——这还是我们砍掉了一半慢速段落后的结果。对于非音乐家来说，这个乐谱像是五线谱纸落到一个重感冒的矿工手里的后果。不过，IRCAM的经历真是特别，那是一个非常美丽和有趣的地方。

采访者： 你是怎么从IRCAM跑到卢卡斯影业的？

霍利： 在IRCAM我碰到一个顾问，在他工作过的地方里就有卢卡斯影业。他帮我联系上了安迪·摩尔。在那时，AT&T正要和贝尔实验室分离，所以卢卡斯影业看起来更有前途。于是我搬到西部。工作看起来很有趣；他们希望我为音频和信号处理器开发图形界面，还要想着音乐的东西。当然我答应了。工作面试本身就已经足够娱乐了……

采访者： 卢卡斯影业的面试怎么会是娱乐呢？

霍利： 在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安迪说：“嗯，让我带你走一圈，看看我们正在做的东西。”那时，他们正在制作《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而我对此一点都不了解。每个人都咕哝着“夺宝2”，有一分钟我一直在想：“很好，又一部汽车追逐的电影。”我们向混录棚走去，安迪解释着所有混录的问题，比如在混录了几周后，导演说了一句“嗯，我们要在这里砍掉15帧”，你就不得不从头再来。这就像让一个本科生在老式的打字机上重打他的学期论文一样。就这样，我们走进了混录棚。我感觉有点眩晕，因为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加利福尼亚，而大屏幕上有一个戴着包头巾的可怜家伙……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采访者： 没有。

霍利： 嗯，那对你就有点剧透了。有一个家伙戴着包头巾，围着缠腰带，被锁在什么东西上，尖声惨叫着，一个坏蛋把手伸进他的胸膛，直接把他的心挖了出来。天啊，我刚下飞机不久，跑进一个奇怪的剧场，正好看到一个可怜的笨蛋被人挖了心。似乎这还不够糟糕，我看着混录师把这幕场景颠来倒去放了十几遍，试图要让嗤喽的声音听起来没问题。所以，就这样，这差不多就是我倾心于电影行业的过程了。

我现在在这里已经差不多工作一年半了。我正计划在1986年秋天回去读研究生。我一直觉得离开耶鲁后我只是放了一年的长假而已。有些更一般的东西我需要学习，但我没有时间，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开发任务越来越重了。

采访者： 你要回学校学习什么？

霍利： 主要是计算机科学和音乐。如果计算机部门仍然是完整的话，我希望一直做现在这儿做的事情。比如，把计算机化的音符、声轨和计算机产生的电影组合到一起。但是，很快这儿就不再可能这么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图形和音频部门将各自成立独立的公司——这真是可惜。图片和声音过去合作得非常好，看起来它们本该就在一起。从经济角度看，我想把计算机部分拆开是有效的，至少接下来几年是这样。

采访者： 难道彼此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吗？就算两部门都被拆成独立公司，它们就不能继续合作了吗？

霍利： 当然，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是这样。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使用同一幢办公楼，大家可以彼此来回串门看对方的机器。搞研究的决策者们还是保持着联系，他们讨论着彼此的梦想和要做的事情，但是，要实现绝非易事，短期内至少不会。

采访者： 你对在卢卡斯影业的编程工作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吗？

霍利： 卢卡斯影业看起来是个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理想场所。这儿我们有着这个异常丰富的通信载体——电影——又有图像又有声音，又有对话又有故事，又有音乐又有特效。当你用信息技术来展现这些东西，比如说计算机编程时，所有的新发现都会散架。屏幕上的颜色是如此丰富，场景是那么引人入胜，这对计算机是个巨大的负担。我们的想法不是复制你可以出去拍摄的东西，而是使用计算机把图像和声音合成到一起，要有足够的复杂度，使看电影的人觉得效果漂亮且有趣。使用当前仿佛出自青铜器时代的计算机，计算这些东西需要花很长时间，但这可能是值得的。

采访者： 你喜欢计算机和编程的什么方面？

霍利： 我还在试图搞清楚。我去年写了4万行代码。在多年的受挫之后，人们会对写蹩脚的计算机程序感到厌倦。我喜欢编程的地方，则是它可以真正帮助你思考我们该如何沟通、如何思考，逻辑如何运作，创造性艺术如何产生。计算机是沟通和信息的工具，而沟通是件美好的事情。这就是电话和个人计算机这么快就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原因。计算机可能是看待沟通问题的终极工具。

我喜欢把音乐和计算机组合到一起这个想法，因为音乐看起来是一种特别丰富的载体。音乐也和感情密切相关。跟图片相比，在音乐上你可以用更少的计算量产生更多的感情反应。对作曲家而言，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字处理器；当然，音乐的结构确实要求严苛。乐谱很复杂，而时间，或者说实时性，是其中的关键要素。要让计算机实时演奏音乐非常困难。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你给表演者伴奏要做些什么就知道了。你必须完全理解伴奏者是如何通过乐谱跟住表演者的。你必须记住乐谱，必须把空气中的颤动转变成音调，听准音符，利用模式匹配确保和演出保持同步。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不久后建造有趣的计算机伴奏器的技术就会成熟，那和现在电子琴上的“Samba”节奏开关会大不相同。用我们现在的设备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了。

采访者： 你是否认为计算机会影响艺术？

霍利： 会有深远的影响。就像计算机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它对艺术也会有同样全面的影响。很多新的东西可以用计算机完成。我认为，好点子往往是新瓶装旧酒产生的。如果说计算机有什么做得特别好的，那就是它可以处理海量的信息，将其混合到一起，并让你摆弄产生的结果。这会帮助催生新的点子。

困难的、有点类似哲学的问题仍需单独解决。举个例子，在字处理器里写文章和在打字机上写文章大不相同。当使用打字机时，你需要思维连贯，写出有重点的语句，并确认表达出了你想要传达的信息。你受到了约束，因为你不想重打一遍这见鬼的东西。说话也很相似：你讲话的时候也没法回过去修正小语法错误。打字或打电话时，你得花更多的时间计划讲什么，以及确保清楚地表达了想要说的意思，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重新打字或是重复要说的话。用字处理器时作修改则容易得多：你可以跳来跳去，忽前忽后，从任何地方剪切-复制-粘贴-抓取。这样，写作时思路中断一两下也就变得很容易发生。现在，英语老师都在抱怨他们可以分辨出学生的作业是用字处理器还是打字机完成的，因为字处理器写出的文章看起来就像一盘大杂烩。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计算机是新技术，它会影响人们的创作过程。你可以用它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但你得意识到你在以不同的方式创作。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如果说计算机擅长什么，那就是它可以帮你组合各种不同的元素，就像厨子可以用同样的原料做出新的菜品一样。人们将不得不去适应耗费时间以不一样的方式来组合事物。

采访者： 在你看来，对声音和电影制作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操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霍利： 字处理的类比在电影制作方面也正好适用。今天，在电影里混合声效时，你坐在混录棚里一张大桌子前，看着电影在屏幕上滚动。你调节旋钮，注意观察着峰值计。等到停下来时，你就混录好了一段。你已经过了一遍，所以你得倒带才能再听一下。通常，在你等待倒带时有5分钟啥都干不了。在过去，这段时间被用来规划下一遍混录时使用的手势和要改善的地方。但当用上计算机后，这段时间就没有了。

有次，我坐在一部叫_Latino_的电影的混录棚里，他们缺少了一个声效。一个战士从草地上爬过去，你可以听到他手臂伸向雷管时的沙沙声。就在他要引爆炸弹前，他被子弹击中，翻倒在地。身体翻倒的声音缺了。混录师想做的是，把手臂磨擦的沙沙声复制下来，放到后面一些，可能要做些调整，音量均衡器向上推到一个不同的位置，然后当作身体翻倒的声音用。做这些需要至少5分钟，因为他需要按一个按钮，在话筒里说：“嗨，乔，你能不能把第三声轨上的福莱（Foley）音效（需要与荧幕同步的特殊音效，名称源自音效师Jack Foley）磁带卷先错位一下，往前进上175帧？”两分钟之后，有声音说：“好了。”于是混录师试了一下磁带，当然磁带的位置仍然不很正确，所以他们还得继续前后调整，直到找到正确的位置。然后他们把声音复制下来，再把磁带重新同步到原来的位置，5分钟就过去了。使用我们现有的技术，你只需轻点计算机的屏幕一两次，不但复制已经完成，你已经开始试放了。只要几秒钟就行。你不再需要等待回绕磁带。这就很不一样了。计算机仿佛一直说：“我已经好了，当然。继续吧，任何时候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

一天，我正在和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著名美国导演，最有名的作品是《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和《惊情四百年》）的混录师聊天，他过来看我们的机器。这是个灵巧又淘气的家伙，正被技术搞得晕乎乎的。谈到现在有那么多新工具可用，有那么多新东西需要思考时，没想到他说：“不要忘记这5分钟的倒带时间从来就没有被浪费。如果你是个好的混录师，你总是在计划下面你要做的手势和效果，你总是为了有5分钟的连贯操作而在脑海里练习这一过程。使用机器，你就丧失了这一思考时间。”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你也丧失了一些东西。每得到一个新特性，看来总有一些可取的旧特性会消失，或至少被扔在了一边。但是，还是有空间让两者共存的。人们必须意识到，出品好的艺术、好的电影、好的音乐仍然是需要花时间的。

音乐也有同样的问题。合成器和电子鼓正在被广泛使用，而现在还可以用计算机来对其进行低成本的操控。流行风潮经常是盲目奔向新技术，而你一定要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什么。

采访者： 给我讲讲你在卢卡斯影业完成的音乐程序方面的工作吧。

霍利： 上个夏天我带了个朋友来，他是康奈尔计算机科学系的博士生。我想，我们可以在MusicDroid上做开发。MusicDroid的目标是成为音乐家的工具，终极的计算机音乐家工具。我们希望能拿出一套系统让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美国音乐家，曾为包括《星球大战》在内的多部影片配乐）用来尝试交响乐谱，可以用一堆合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而不是租借伦敦爱乐乐团，来进行试验，然后很容易地把乐谱打印出来。另外，我们也想让他可以专门为电子乐器谱写音乐，用从来没人想到过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愿景。

我下面要展示的程序是那个方向上的第一小步。这儿有个便宜的合成器，是一千块买来的现成产品，它有很多不同的音色……我们发出的风琴声真的很不错。[霍利边说边开始在合成器上演奏。]

实际上，如果我把这个开起来……我有一个一百块钱、超级便宜的哈蒙（Hammond）电风琴回响器可以完成这个把戏。立刻感觉来到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of Saint John the Divine，纽约曼哈顿著名的大教堂）了吧？这些合成器非常便宜，而你现在还可以直接从计算机上控制这些东西。比如，我想这已经可以工作了。多半听起来很恐怖，但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现些什么……

采访者： 这是你写的？

霍利： 是的。[霍利不停地摆弄着程序和合成器。]它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演奏乐谱，[说到这里，他演示了一下]也可以上下颠倒演奏——那样的结果挺有趣的。倒过来之后，低音跑到了上面，而高音跑到了下面；大调变成小调，而小调变成了大调。你会得到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充满着奇异的美。做这个非常简单。5行计算机程序就可以把音乐倒过来，产生全新的东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乐谱编辑器里显示的我刚才在键盘上演奏的音乐。你可以用这根滚动条移过去看作品尾部。另外，记得刚才我在结尾处弹的那几个笨拙的和弦吗？你可以在那部分放大缩小。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放大到最底下进行摆弄，那可能非常有用。

你可以看到，音乐从哪里来没有关系，关键是怎么来。我们在进行组合，有老原料——一首美丽的巴赫序曲；有新方法——计算机控制的合成器；外加实现完全和声翻转的简单程序。在某种意义上，巴赫在世时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但他的本事在于，他了解他那个时代关于音乐的一切。他是他那个年代所有乐器的大师，熟知所有重要的乐器风格和作曲流派。他能将不同的风格——富丽堂皇的法国宫廷风格、德意志北方的巴洛克风格、意大利风格——全部揉合到一起创作出新的乐曲。

采访者： 除了写这些程序之外，你帮助进行设计吗？

霍利： 是的。我在这儿的角色是开发一些底层接口的软件，像图形库，触摸屏和合成器的设备驱动程序，诸如此类。但我在设计问题上也很有发言权。我在一些有趣的项目上作过研究和设计工作。这儿有个我开发的小巧的字处理程序。我有一个叫Books的目录，里面放了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白鲸记》、《战争与和平》……

采访者： 你自己打字进去的吗？

霍利： 不，没有。你寄一张35英磅的支票给牛津文本档案库，他们就会给你寄一盘装满材料的计算机磁带。我对在数据库中使用它很感兴趣。

我把所有这些文本搞进了一个大的词汇索引，一个类似大辞典的东西。我可以在这个字处理器程序里打字，然后当我想找一下某本书或某个作者是怎么使用某个单词时，只要用鼠标点一下，然后，呼拉，就会弹出一个小窗口，里面有五六条例子，展示数据库里那些伟大的作家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我们的词汇模式倾向于每次走同样的路线，但现在突然间，伙计，我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和其他的作家是怎么使用我刚才键入的那个单词的。另一个程序接受文本，然后，使用同样的数据库，会胡乱写出随机的基本符合语法的英语来完成句子。如果你打字时显示了作者块，点一下按钮，这个程序就会从你写的最后一个单词开始，朝着随机的方向发射。每隔一会儿，你就会有些意外发现，会找到一个你原先想不到的点子。这个程序实际上是这儿SoundDroid部门的一个研究项目，研究大型数据库的管理问题。

采访者： 在你追求的领域里，有什么人对你有特别影响吗？

霍利： 当然。所有这儿的人，安迪·摩尔、阿尔维·史密斯、埃德·卡特穆尔，还有贝尔实验室的汤姆·兰道尔（Tom Landauer）和麦克斯·马修（Max Matthews）。马文·明斯基和艾伦·凯的观点也时常启发我的灵感。我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影响最大，因为一般而言我对综合各种技术更感兴趣，而不是深入研究某个狭小的领域。

采访者： 你看到计算机有什么问题吗？

霍利： 嗯，主要是些“普遍”的问题，所有新技术都会烦恼的问题，就是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新东西。营销人员把计算机说成是省时利器，宣称你有了计算机后生活会变得简单得多。这听起来诱人，但却不着调。我决不会暗示说，在屏幕上快速翻动《爱丽丝漫游奇境》，就可以代替坐在火炉跟前拿着漂亮的精装书，望向英格兰某处的鲜花走廊。这不是计算机要做的事情，当我看到人们急着加入新行列、抛弃高度发展的老技术时，我就感到很伤心。这是一个大问题。

采访者： 你不是看到音乐中发生的事情了吗？举一个例子，古典乐器。你是否认为它们最终会被合成器所取代？

霍利： 既是也不是。有计算机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什么、模仿什么，或者愚弄别人相信他们是在听那些古旧的美妙技术。如我前面所说，你不应该使用计算机去创作一张你本应该到外面拍来的图片，或者去弄出风琴的声音。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达到和理解让图片或者声音美丽动人的复杂度。模拟是理解问题的好方法，但模拟不是目的。我更有兴趣做我以前没法做的事情。比如，我以前没法做的一件事是同时演奏教堂管风琴和木琴，并且就在办公室里把声音颠来倒去。今天，用以前一台钢琴的价格，消费者就可以买到能用计算机控制的合成器，可以产生的声音具有非常漂亮的复杂度。将来会有一天，你只要按下一个按钮，计算机就可以胡乱编出一段背景音乐来，只要你希望它这样做。每一种强大的科技都有阴暗面。

我一个月前回了趟耶鲁，去看望了我的钢琴老师，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提到他去参加某个学院的老友晚宴，一个怪老头站起来讲了一段话……一个不断重现的主题……无论何时当你拥抱新事物时，老事物也同时丢失了。在那时，葛洛里亚飓风（1985年袭击美国的飓风）正穿过美国，人们抱怨他们没有电灯了。在我的老师是耶鲁学生时，他们没有电灯，只有蜡烛。他说，情况没那么糟糕，不仅飓风不会影响蜡烛的使用，蜡烛也没有荧光灯的嗞嗞声。蜡烛照亮书本的方式都不一样。

愿意呆在黑暗里、继续无知的人们永远不会了解烛光下读书是何种滋味，也不会了解在漂亮的音乐厅里演奏老鲁特琴是什么样的感觉。但如果人们勇于学习的话，他们除了探索新科技外，也会研究老科技，这样他们才能同时重视两者、理解大图景里各个事物的关系。人们可能会很粗浅地使用计算机技术，而不去充分重视技术的背景和来源，这样的风险很大。不过，我还是有些信心，人们或多或少总会去做些正确的事情。但有时候我还是会感到惊慌。世界总是在改变。

巴赫活在300年前。300年并不算长，在巴赫和我之间数不出几个爷爷。但是他的日常生活是那么不一样。他用羽毛笔把音乐手写在纸上。他坐不了飞机，没法飞跃整个国家到麻省理工去找几个人聊天，但我可以。他的生活圈子超不出同一个国家那几个大同小异的小镇，周围也都是差不多同样的人。看看他写出了什么。当然，这种比较不太公平，巴赫这样的人不是每个世纪都有的。但是，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改变了我们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不是每种改变都是我们喜欢的。看一下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这和一些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某些方面更好，某些方面更糟。今天，人们认为，如果不喜欢在曼哈顿的工作或者感情生活，可以搬到加利福尼亚重新开始，这是理所应当的。或者你完全可以跳上飞机，去南太平洋的小岛上清理一下大脑。改变道路是相对容易的选择，这样人们也就不再重视解决问题的需要。你只需按一下按钮，音乐就变了；拨一下开关，灯就灭了；跳上飞机，你就到了挪威。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些东西变得更好，有些变得更糟。当新科技带来的激动平息时，我们也就可以开始通盘考虑、公平看待这两个方面了。

续写传奇人生

迈克尔·霍利当时在Droid Works开发了SoundDroid软件，后来去了乔布斯的NeXT工作，在此期间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图书馆，并创造了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著作的数字版本（这里顺便说一下，乔布斯那场在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演讲_Stay Hungry, Stay Foolish_就是在霍利的帮助下创作完成的）。1993年到2002年间，霍利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成为MIT媒体实验室特别项目负责人，其研究横跨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电脑音乐、数字视频编辑、人机界面以及纪录片摄影等。霍利是多个研究项目及组织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主要包括MIT的GO探险项目、Things That Think（探索数字媒体注入日常物品的无限方法）、Toys of Tomorrow（联合多家世界领先的玩具公司发明好玩的东西）、Counter Intelligence（探索家用技术）以及Friendly Planet（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儿童教育的非营利性公司）等。他还曾是1998年美国珠峰探险的技术负责人。

霍利同时还是一位钢琴家和风琴演奏家。2002年，他在第三届范克莱本国际杰出业余钢琴家大赛中获得冠军；他曾以独奏或与管弦乐队合奏等形式多次演出；2006年，他还曾与马友友一起合作演奏过《婚礼进行曲》。

非常遗憾的是，霍利在2020年因为癌症去世（终年58岁），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

本篇采访选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公司于2012年出版的 《编程大师访谈录》 ，作者为Susan Lammers，译者为李琳骁、张菁和吴咏炜。